当Dadang Christanto还是个8岁的小男孩时，他的爸爸有一天夜里被一帮受当地军队庇护的暴乱分子从家带走，从此再也没有回来。如今Dadang Christanto已经是53岁的印尼当代艺术家。“我的爸爸那个时候比较同情共产主义者，” 他解释到，“但是他自己并没入党，”一直到现在，老Christanto被抓走的原因还是个迷。这份伤痛一直存在于艺术家的人生中，并反复出现在他每一件作品里：不论是描绘被砍掉的、流出血泪的头颅的平面绘画，还是对暴力下的牺牲者进行追悼的，在特定场地准备的装置艺术和表演。

我们坐在他家里，那是位于Ferny Hills，布里斯本西北边界，城市与自然交界的地方。我们品着带着铁线蕨的绿色的日本茶，尝着他夫人为我们做的印尼春卷。南半球此时也是冬季，但早上9点时气温就已经上升至22度。他家的花园非常大，与其紧挨着的高尔夫球场看起来像一片植被，一直向远处延伸，仿佛最终和地平线连成一体。唯一有点儿打扰人的恐怕就是鹦鹉尖亮的叫声了。

这位艺术家有两个工作室。主要的工作场地是一个红砖造的大型库房，上安铁皮屋顶。一个建在驾驶道上的，白色方块形状的画廊空间把工作室和道路分隔开来。Christanto每天5点起床工作 – “一天这个时候最有创作灵感，”他说。我认为这段黑暗的、与世隔绝的时间正是他个人艺术风格的来源之一。他7点的时候会停下来去给孩子们做早饭，接着再一直工作到中午。

在库房工作室里面，画架上横躺着一幅原本应该立起来的大型作品，要是直立摆放的话工作室会装不下。这幅作品是他最新创作的一个系列其中一件，同样有艺术家标志性的画布上拼贴蜡染布料的处理和关于暴力的主题。这个最新系列将于11月在堪培拉的Drill Hall 画廊 为Christanto办的个展中展出。

新作品所用的蜡染布料是艺术家84岁的母亲收集来的。她至今生活在中爪哇省的Kemantran。当Christanto还小的时候，蜡染（和糖、米等日用品）在他家开的百货店出售，这家店现在由他姐姐经营，妈妈已经退休了。Kemantran的蜡染业不是最强的，基本都是从爪哇其他地区借鉴蜡染设计，虽然Christanto这么说，但小时候店里的蜡染和它们的反复重复的花色样式正是他母亲给小Christanto上第一堂艺术启蒙课的最佳材料，从它们身上他了解到了花样，色彩，质料等等的艺术语言。2010年一月Christanto返家探望时，觉得是时候把这个从小熟悉的材料利用起来了，最后从家里带回来一大捧蜡染。在工作室的壁橱里整齐地堆放了许多个月以后，这些蜡染终于在艺术家的新作品画面上找到了新的归宿。

他刚刚从日本回来，他给我看他最近一个装置艺术的照片。那是在濑户内国际艺术节，Christanto创作了一件取名为“消失的人群的声音”的装置艺术，在稻田里支起1000根5米高的竹竿。他给竹子上钻了洞，每当风吹过稻田的时候，竹竿就发出类似笛声或哨声的诡异声音。这件作品的材料和他的其他雕塑作品现在就放在工作室的角落。艺术家说，光是想想把他们再组装放在这里这样的念头，都会觉得吵。

Christanto的绘画和雕塑都是他对“暴力下的死亡和折磨”这个主题思索的体现，那是一个在他还小时就进入他心灵并且一直不曾离去的东西。他在每天工作实践里获得的平静让他能够精确冷静的态度持续探讨那些无法言喻的话题。